一个仕途坎坷、屡遭贬谪的士人，身处抒怀伤情之所，依然关切百姓民生、关心国家命运、对自己和家人的自律那么执着，依然以淡然的胸怀劝谏世人不因得意而欢喜、不因失意而悲戚。他就是被称为“一代之师”的范仲淹。
从一介书生到千古名士，范仲淹是如何用精神和行动影响国家命运的？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先贤们所倡导的思想。由天地出版社出版、鲍坚著写的《庙堂之忧》一书，呈现了一个人格独立、文武双全又充满家国情怀的范仲淹。循着他的脚步，我们感悟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精神，体会为国家民族挺身而出的大无畏气概。
位卑者中必有高德优才之人
1027年的一天，因母亲去世在家守丧的范仲淹给中书省的宰执们写了一封《上执政书》。书中，范仲淹根据自己从政十几年来对国家各个方面问题的观察思考和实践，列出十条建议，它们都是针对宋朝开国以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
一个在家守丧的、离职的县令，官品只有正八品，范仲淹提出关系国家命运的建议，验证了一个道理：位卑者中必有高德优才之人。
范仲淹一生尊崇孔孟之道。孟子说过：读书做人，应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身在高位时，应当尽自己之所能，为国为民做些好事。事业不顺、遭遇谤讪挫折时，做到不悲不戚、豁达无怨，寄情山水之际，还能关注国家安危、感悟人生道理。
位卑不忘忧国，贫困不移其志，《庙堂之忧》一书要展示的正是这种忧乐意识。范仲淹从仕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但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干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却屡遭诬谤，数度被贬。
但是，他不会背负数次被贬的包袱，或高咏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去做个闲云野鹤，或者向往“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混世生活，自甘沉沦。他曾出任开封知府，史书用一句话概括：“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到开封府一个月，他就将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京城有民谣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
范仲淹是个百折不挠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虽有过错，但从不欺瞒；不在乎自己的身家前程，是因为想着国家的荣辱兴衰。他认为在一方主政，肯定要为百姓谋利；有朝一日回到朝廷，仍然会一如既往尽忠直言。他在给诗人梅尧臣的《灵乌赋》中写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八百年后，一位与范仲淹品格相近之人立下座右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妨把它看作是范仲淹这句话的继承和发扬。
对百姓的负责，最终体现为对国家的负责，以主人翁的态度来负责任地治理国家。在范仲淹之前，即便是寇准、王旦、王曾，因为他们的一些私心而无法引领士大夫们走向一个讲气节的时代。正因如此，本书认同史书中的一句评价：“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福祸相倚，否极则泰来，泰极则否至，这是上古时期我们充满智慧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人间至理。不知变革，国家岂能长久。”
这段话，同样出自范仲淹写的《上执政书》。一千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元代的宰相脱脱在他主持修纂的《宋史》中，将范仲淹的《上执政书》比作诸葛亮初见刘备时的《隆中对》。脱脱认为，他们在尚未发达时就以敏锐的眼光，从纷繁复杂的形势中看出问题的实质和症结，提出了对后来及至后世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庸人会当作危言耸听，智者则视为至理名言。针对宋朝升平已久的状况，范仲淹提出十条建议，无不具有前瞻性和忧患意识。在日后针对是否将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的问题时，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迁都不迁都，而是洛阳守备空虚，没有战略储备。一旦退守，必将难以坚持。因此他建议，逐渐从陕西和东南向洛阳输送战略物资，做好准备。如此，“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要安不忘危，不可去兵。
在范仲淹所处的时代，确实有那么一个群体在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兴盛殚精竭虑，从看似平静的水面下看到隐藏其中的激流，范仲淹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在经略陕西的几年中，他并没有与西夏进行过面对面的军事对抗，但他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无不是为了有效遏制西夏的攻杀掠取，无不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书中所言：“一个时代有一个两个这种英雄，那是国家和民族之幸，是黎民百姓之幸。”
可惜的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范仲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磨殆尽。几十年后，北方的金国攻破开封。北宋灭亡的原因很多，其中守不住京城是重要因素。回顾范仲淹当年的建议，想必不少人唏嘘不止——圣贤不可能永存，永存的是他们的精神。而让他们的精神永存，需要每一代人的传承。
如何传承？本书总结道：把这些精神立为我们的国家精神，在启蒙知识中将之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教育后代，此外还应当将这些精神作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官员的行为准则。如此，“我们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才有可能尽量避免向社会动荡、信仰迷失、道德沦丧的方向滑行，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团结一心、自强不息，才能够避免政治上和精神上被别人同化、异化，才能让我们的文化思想在世界上重新闪耀。”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一生，数次被贬。他之不幸，却是地方百姓之幸。范仲淹在他从政所经历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留下了后人对他的怀念。
记载于文字中的广德军、高邮军以及兴化、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庆州，还有庆历新政后他到过的邓州、杭州、青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一座范公祠。在邠州和庆州，当地羌民把他当作恩人，为他建立了生祠。几年后范仲淹去世的消息传到陕西，几百名羌族首领聚集在祠堂里，“哭之如父”，哀悼三天后才离去。
确保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国家存在的意义，而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现了这个意义。在泰州的西溪盐仓担任主管官员时，范仲淹看到海陵、如皋一带百姓因为海潮泛滥而家破人亡，心中不忍，向泰州知州建议修筑拦海堤坝。当地百姓感念范仲淹之力，把海堤称作“范公堤”。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在与一批德才兼备的挚友们的书信往来和诗词唱酬中，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他致信韩琦“应当精意远略，以待将来再为国家大用，请自重自重”；他也寄诗给滕宗谅“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我们在范仲淹身上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得意时高调宣扬人生在世当如何为国尽忠，失意时则悲戚幽怨地牢骚满腹。无论是范仲淹的奏议还是诗词文章，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闻，他展现给世人的是一种始终不变、宠辱难移的爱国爱民情怀。
人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都有责任，那么为官之人则更应该有忧惧之心。尤其在和平时期，必须常怀忧心的首先是为官之人。换句话说，如果天下百姓常有忧心，而为官之人却没有忧心，那么天下就不会是太平的天下。“百姓长乐，官员长忧，这才是太平盛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而且涵盖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它既是为人之道，也是治国之道。它所倡导的忧乐精神可以作为风向标，来检验一个时代是昂扬向上还是迷惘空虚。正如本书所说：一个时代，如果它不时地产生类似于《岳阳楼记》这样用生命、用理想、用实践、用生活、用追求、用奉献写就的精英思想，并在当时就能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那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为人民，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争取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官者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心无百姓莫为“官”。为此，党员干部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范仲淹的千古名言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那就是为人民着想，把自己的幸福同人民的幸福紧紧连结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