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从政者，都希望有个好名声，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称赞。然而，重名、求名、惜名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必须靠高尚品德、能力素质、工作实绩、一身正气来赢得，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为人所诟病，甚至最终害了自己。

据记载，清代大臣诺敏在山西做了多年的巡抚，自种谷子、蔬菜养家，清廉名声远播。可有一年，雍正皇帝为补国库亏空，严令各地官员两年内必须把该收的税银追缴上来。圣旨下到各地后，诺敏为抢头功、得到皇帝的奖赏，向晋商借了大批银两充库，结果不到半年就“圆满完成了任务”。雍正听到这个消息大悦，下旨对诺敏进行嘉奖。后来，诺敏因造假被人告发，在廷议诺敏之罪时，有的朝中要员以诺敏“为政清廉”为由，想为他开脱。雍正斥责说：官员贪虚名、假名，使朝廷失信于天下，与贪钱财一样可恶。最终，诺敏被处以极刑。

诺敏弄虚作假，与他太看重名声、太想立功不无关系。古人云：“名心胜者必作伪。”这也表明，凡求名心切、思名太过、看名太重的人，往往会失去理智，干一些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行径。

再有一例，也能给人以启发和警示。清代商人李光昭，为谋取采购修建颐和园所需南洋木材的商机，登门向掌管国库大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行贿，结果被翁同龢骂出府去。翁同龢是晚清著名书法家，一向以清廉自许，在朝野有不错的名声。后来，李光昭经“高人”指点，抓住翁同龢“贪名”的弱点，苦心搜集翁同龢和其父的书法作品，精心汇编装帧，登门敬献，并借机吹捧其书法如何精妙。这一招果然见效，翁同龢心花怒放，将李光昭引为知己，还赠其墨宝一幅，特批银子60万两，让李光昭采购南洋木材。结果李光昭只用了10万两，其余的银子装进了个人腰包。时隔不久事情败露，光绪皇帝大骂翁同龢一生糊涂，慈禧太后也对他给予训斥。翁同龢因“贪”一个江湖骗子的“赞誉”，不仅中了圈套，也玷污了自己的清誉，实在令人唏嘘。

由此看出，“名心胜”对为官者来说危害极大。这不仅是因为为官者作为道德的表率，理应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还因为为官者权力在手，一旦“贪名”而昏了头脑，就可能做一些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事，还有可能跳进不法之徒“围猎”的圈套。这方面的教训比比皆是，不能不引起为官者的警觉自省。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言：“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他还提出：“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这话很有道理。应该看到，为官从政者的名声不是“白来”的，如果不付出一些辛苦，不作出一定贡献，不干出一个样子，就很难真正得到好评；不是“自封”的，说到底它是群众的评价、别人的肯定，必须得到公共舆论认可；不是“骗到”的，骗只能骗过少数人，但骗不了大众，或只能骗一时，但骗不了长久；不是“吹出”的，靠“吹”只能得到虚名，群众一定不会买账，而且“吹大的气球就怕针”，一旦被人戳破露出原形，就会成为世人的笑柄；不是“抢来”的，世上许多东西都可以抢到，唯独名声抢不到，因为人们能抢到看得见的东西，但抢不到看不见的“人心”。总而言之，求名虽无罪，但要有度，只有靠不掺水分、没有杂质的实绩和贡献，得来的名声才能立得住、立得稳、立得牢、立得久。

我们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根本要求。我们追求的名声与封建官吏有本质区别，只有在剔除“私”字而突出“公”字、去掉“小我”而彰显“大我”中才能实现。因此，党员干部都要时刻牢记习主席“三严三实”的要求，不受虚言，不务虚功，多做好事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赞誉。